大衰退语境下的就业企稳：现象与逻辑分析

最近去家附近的商场吃饭，明显感觉到相比前两年，排队等位的人多了不少。不仅是餐饮区热火朝天，甚至连一些优衣库和MUJI里的人流也肉眼可见地恢复了生机。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这种生活中微小的“烟火气”复苏，让人隐约感觉到经济的某些齿轮正在重新转动。

回来做了一些调研，发现这种切身的体会并非错觉。最近的新闻显示，中国的就业形势在2025年至2026年初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约为5.2%，低于5.5%左右的预期目标，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267万人。其中，30-59岁主要劳动年龄群体的失业率保持在4.0%的较低水平。”在整体经济依然面临挑战的当下，就业率能够出现这种微弱的企稳实属不易。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辜朝明在《大衰退》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结合他关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论述，当前这种就业企稳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非常值得深思。

宏观背景：阴态世界的“资产负债表修复”

根据辜朝明的理论，当前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步入了所谓的“阴”态世界，其核心特征便是面临着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困境。在这种特殊的经济周期下，无论是企业还是普通家庭，其行为逻辑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过去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家庭则是追求效用或消费最大化；而现在，大家的首要任务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负债最小化。这种心理和行为模式的急剧变化，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当前社会上依然广泛存在着提前还贷的浪潮，以及为什么即使资金成本已经很低，企业依然缺乏扩张投资的意愿。大家都在努力用现金流去填补资产缩水留下的窟窿，而不是借钱去承担新的风险。在这样一种普遍的“负债最小化”心态下，传统的货币政策便遭遇了极大的局限。当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时，中央银行即使一再降息、释放流动性，这种宽货币的姿态也难以顺利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宽信用，因为私营部门根本就缺乏借贷的意愿，资金只能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

就业企稳背后的政策干预

在这样一种总体需求疲软、各部门都在努力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宏观背景下，近期就业率能够出现微弱的企稳和回升，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政府在结构性调整上的强力干预与政策对冲。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一系列稳就业的“组合拳”发挥了关键作用。政府不仅在努力挖掘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岗位，还加大了对劳动者的技能重塑力度。通过针对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领域开展大规模的定向培训，政策试图在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建立起一条相对就业友好的发展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存在的“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结构性错配问题。与此同时，服务业的“海绵效应”再次显现。交通运输、住宿餐饮等接触型服务业在经历调整后，依然展现出了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随着各类促消费和居民增收计划的逐步推进，服务业的稳步复苏成为了托底就业大盘的关键力量。在企业端，政策通过直接的社会保险补贴、税费减免等真金白银的让利，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实际用工成本，从而激励了部分企业在困难时期依然愿意吸纳乃至保留就业岗位。对于最受关注的青年群体，诸如百万就业见习计划、深度挖掘县域经济潜力以及对零就业家庭实施的“一人一档”精准帮扶，更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兜底作用。

思考与延伸

经济学家们首先会检查包括国债在内的利率水平，当银行愿意发放贷款时，国债利率依然保持低迷……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扭转经济形势，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势在必行。

短期来看，依赖这些针对性极强的微观促就业政策，劳动力市场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与喘息。然而，如果我们试图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要企业和广大居民依然深陷于“资产负债表修复”的漫长周期之中，仅仅依靠这些供给侧的稳就业政策，其边际效应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递减。当大家都不愿意消费、不愿意投资时，市场自发创造出的新增岗位注定是极其有限的。要真正实现长远且稳固的就业目标，打破当前的僵局，关键依然在于财政政策在宏观层面的实质性发力。正如书中所指出的，在私营部门普遍退缩的时候，政府必须果断地站出来，主动承担起加杠杆的责任，通过大规模的公共支出和财政刺激来扩大内需。只有当政府通过创造出实质性的市场总需求，进而从需求端拉动起企业对劳动力的真实渴望时，中国经济才能真正有望跨越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泥沼，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复苏。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宏观财政刺激手段（如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以及直接促消费的政策力度）的最终落地情况，因为只有当财政端真正发力，且物价水平实质性地走出通缩阴影时，就业与经济的全面企稳才是真正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