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读书笔记

恶政是一面筛子

最叫我怀疑的一点，就是矿使和税监们太坏了。在我的生活常识里，纯粹的恶棍就像纯粹的圣人一样罕见，怎么换上拍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坏蛋？这也太凑巧了。我想，中国史书倾向于把太监和女人描写成祸水，为皇上或者专制制度开脱责任，恐怕不能全信。帮助我想通此事的最后一遍重复，是一本描写 1900 年至 1942 年的华北农村的书，那里讲了清末民初北京良乡县吴店村村长变换的故事。清朝末年，良乡县吴店村的公共事务有村中精英组成的工会负责，这些精英通常是比较富裕又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社会声望比较高。当时的捐税很轻，首事们往往自己交纳而不向村民征收，因为他们更在乎声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些小钱。1919 年开始，军阀们在北京周围争夺地盘，先后有直皖之战和三次直奉之战，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后勤供应。这是，不愿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赔不起的的村长就开始离开公职，而把这个职位当做一种捞油水的手段的人们则顶了上来。这时候出来当村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贪污和侵吞公款被县政府传讯。赔款出狱后，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因为没有好人愿意干。这就是说，当政权大量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比较在乎荣誉的人就从村级领导的位置上退出了，这类人就是司马直那样的任务。而接替上来的，通常是敢于也善于征收苛捐杂税的任务，譬如陈奉那样的人物。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 300 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 1700 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关和恶棍的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摆平违规者

那么清官究竟在哪里呢？清官光荣地牺牲了，成了大家的好榜样。我想，每个人都会从这个案例的出自己的结论：同流合污的利益和风险与当清官的利益和风险比较，究竟哪头大。当然，这不是单边的计算，而是一场双边博弈的计算，双方的行为相互影响，各自的的事还要取决于对方的策略。李毓昌与王知县互斗，真正的赢家是根本就没资格上台面当对手的零散百姓，两位旗鼓相当的对手得到的却是“双输”的结局，双方同归于尽。既然这场对局成了一场要命的灾难，恐怕双方的策略都难以为后人效法，我们也就不能指望其成为定势或者叫常规。真实的常规是：对局者双赢，老百姓买单。

（李毓昌是个清官，下到县里查案，在审案时不愿接受贿赂，王知县觉得他不懂规矩，就把他暗杀了，然后四处活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最后李毓昌的妻子发现了端倪，进京报案。最后王知县被判凌迟处死，李毓昌被立为榜样。）

造化的报应

国家的利益和纪律在此又表现出了和我们正常走路的老百姓的对立。这样的经历多了，我们自然会认为国家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是官员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操心好了。在这样的关系中，中国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基上，他就不认为自己是主人。主人进了家门，难道还需要他聘请的小时工提醒他，要换掉沾满了泥的雨靴再踩地毯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踩地毯前没有换血，而我们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孩，恐怕正因为这里不是自己家，连亲戚朋友的加也不是。我们不认为那些换鞋的规矩是自己的规矩，那是关门制定出来管制我们的规矩。……我是真把自己当成主人的。秩序是我的秩序，交通是我的交通。我不认为那是警察的事情。我还用警察管么？我那么低档么？我的这种认识和期许最初来自轻信，来自少年时代不加验证的接受的某种关于主人的理论，以为自己真是国家的主人，至少也是主人的接班人。后来我保持了这种自我期许，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服务的道理讲的透彻，从中我看到了理想社会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假如我真想成为宪法意义上完整的公民，我就不能妄想只享受公民的权利而不理睬公民的义务。这两种关于主人的理论，一个来自过去，一个来自未来，都不是显示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度的真正实行，也是提高工的水平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因为公德无非是主人翁的道德，不是主人翁，继续当臣民甚至奴才，这道德便没了根基。把上边提到的比喻再发挥一步：如果我雇小时工或者保姆来我家打扫卫生，没想到他反客为主，仗着自己膀大腰圆在我家里当上了主子，这时我会作何反应？我被迫出去挣钱养家糊口，被迫给他发工资，这完全是因为没别的办法，不这样就会挨揍。那我还会在乎穿着雨靴踩地毯么？只要这室内卫生的事情还归那位当上了就不肯下台的小时工管，我才不在乎他忙不忙呢。累死他才好，累跑他更好。我怎么会体谅他的辛苦？他是猫，我是老鼠，我体谅猫的心情干什么？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统治者，就是这样的公仆。公仆如此德行，我的功德应该是什么样子？